从西南夷到益州郡 升富策略
更多考古发现证实西南边疆
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2000多年前，古滇先民生活在现在的昆明滇池周边区域。《史记》记载，面对汉武帝的征讨，滇王举国投降，“请置吏入朝”。2021年，考古人员在晋宁河泊所遗址发现了“益州太守章”、“滇池以停行”等封泥及简牍，证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央已经对云南行使治权。4月25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入选。多件考古实物证实，寻找了多年的益州郡郡治就在这里。这是近年来西南边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这片土黄色的瓦当，乍一看和常见的汉代云纹瓦当非常相似，但是仔细看瓦当的顶部，小篆书写的“益州”二字跃然而出。
展开剩余8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益州这个铭文瓦当就是实证，这个地方就是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在汉代，只有官署能使用标志性文字建筑。“益州”瓦当的发现，是一个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益州最早就是在现在的云南昆明晋宁区上蒜镇所在地，我们所在的河泊所遗址的上蒜第一小学片区，益州后期很多人叫四川，实际上最早是在这里。”
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河泊所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东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仅700米。此前，史学家认为古滇国地处西南，是从战国甚至更早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的区域性政权，虽然《史记》中有汉武帝“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记载，但除了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印之外，没有更多的实物能够证明西汉与古滇国之间的关系。
2019年，考古人员在河泊所遗址发现了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升富策略，证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2021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河泊所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截至2024年12月，累计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9000余件，发现了包括建筑遗迹、有“益州”铭文瓦当、封泥、有字简牍等重要遗物。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今年，我们在益州郡城址的发现方面有些突破。”
益州郡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莽曰就新。属益州。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益州郡下辖是24个县，涉及益州郡24县，我们目前发现了有20个县的封泥，另外从简牍来看，简牍里面涉及益州郡24个县的县名，全部都出来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实证。”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在灰坑和水井里，我们都发现了封泥和简牍，尤其是封泥里，很多是官印封泥，就证明在这些建筑里面，原来住的都是官府的人员。”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春秋至魏晋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大型木构遗迹，揭示了城内主干道路、高等级建筑区。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我们把这条道路解剖了一下，它是分几次铺筑的，原来建设的路基就在这上面，这就是第5层，我们现在发现最早建的就是这个，这个第5层对应的是战国到汉。”
这条贯穿河泊所遗址的汉代道路，目前探明呈T型，长度达260米左右，最宽处12米，是城内西南部的一条道路。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道路非常关键，它涉及城中心的中心道路，道路的尽头就是城门，我们希望将来顺着这条道路能够找到益州郡的城门。”
更有意思的是，在河泊所遗址东部，发现的全部都是有关汉代益州郡治的线索。而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发现了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文化面貌与石寨山文化关系密切，这个区域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蒋志龙：“公元109年以前，这里是古滇国所辖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滇文化的范围，西汉置益州郡以后，同时还赐滇王王印，同时我们在河泊所遗址还出土了滇国相印，去年我们还发现了滇王相印，同时我们还发现滇廷等这些封泥，这些都证明了我们云南在西汉中期就已经纳入了中央王朝郡县制的管理范围以内。”
河泊所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证实了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西南边疆从“多元”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历史进程的典型案例。
来源：都市条形码
编辑：贺靖
审核：钟玲
终审：彭德光升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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